如果我不能做

我想做的事情

那么我的工作就是

不做我不想做的

事情

这不是同一回事

但这是我能做的最好的

事情

……

——尼基·乔万里《雨天的棉花糖》

一

七月三日，那个狗舌头一样炎热的午后，红豆咽下了最后一口气。红豆死在家里的木床上。阳光从北向的窗子里穿照进来，陈旧的方木棂窗格斜映在白墙上，次第放大成多种不规则的几何图形。死亡在这个时刻急遽地降临。红豆平静地睁开眼睛，红豆的目光在房间里的所有地方转了一圈，而后安然地闭好。我站在红豆的床前。我听见红豆的喉咙里发出很古怪的声响，类似于秋季枯叶在风中的相互摩擦。随后红豆左手的指头向外张了一下，幅度很小，这时红豆就死掉了。红豆的生命是从他的手指尖上跑走的，他死去的指头指着那把蛇皮蒙成的二胡，红豆生前靠那把二胡反复搓揉他心中的往事。

红豆的母亲、姐姐站在我的身边。她们没有号哭。周围显示出盛夏应有的安静。他的父亲不在身旁。等待红豆的死亡我们已经等得太久了。我向外走了两步，一屁股坐进旧藤椅中，旧藤椅的吱呀声翻起了无限哀怨。我的脑子里空洞如风，红豆活着时长什么样，我怎么也弄不清了。我只能借助于尸体勾勒出红豆活着时的大概轮廓。他的手指在我的印象里顽固地坚持死亡的姿势，指责也可以说渴望那把二胡。

红豆死的时候二十八岁。红豆死在一个男人的生命走到第二十八年的这个关头。红豆死时窗外是夏季，狗的舌头一样苍茫炎热。

少年红豆女孩子一样如花似玉。所有老师都喜欢这个爱脸红、爱忸怩的假丫头片子。红豆曾为此苦闷。红豆的苦闷绝对不是男孩的骄傲受到了伤害的那种。恰恰相反，红豆非常喜欢或者说非常希望做一个干净的女孩，安安稳稳娇娇羞羞地长成姑娘。他拒绝了他的父亲为他特制的木质手枪、弹弓，以及一切具有原始意味的进攻性武器。姐姐亚男留着两只羊角辫为他成功地扮演了哥哥，而红豆则脸蛋红红的、嘴唇红红地做起了妹妹。但红豆清醒地知道自己不是妹妹，他长着女孩子万万长不得的东西。那时我们刚刚踩进青春期，身体的地形越长越复杂。有机会总要比试裆部初生的杂草，这算得上青春期的男子性心理的第一次称雄。红豆当时的模样犹如昨日。红豆双手捂紧裤带满脸通红，望着我不停地说，不，我不。我说算了，大龙，算了吧。大龙这家伙硬是把红豆给扒了。扒开之后我们狂笑不已，红豆的关键部位如古老的玉门关一样春风不度。大龙指着红豆的不毛之地说：“上甘岭！”红豆伤心地哭了。

生命这东西有时真的开不得玩笑。我坚信儿时的某些细节将是未来生命的隐含性征兆。一个人的绰号有时带有极其刻毒的隐喻性质。小女孩一样的红豆背上了“上甘岭”这个硝烟弥漫的绰号，最终真的走上了战场，战争这东西照理和红豆扯不上边的，战争应该属于热衷于光荣与梦想的男人，不属于红豆。从小和我一起同唱“长大要当解放军”的，不少成了明星、老板或大师。爱脸红、爱歌唱、爱无穷无尽揉两根二胡弦的红豆，最终恰恰扛上了武器。这真的不可理喻，只能说是命。

红豆参军的那年我已经进了大学。我整天坐在图书馆里对付数不清的新鲜玩意。那年月的汉语语汇经历了一个战国时代，“主义”和“问题”蚂蚁一样繁殖问题与主义。“只要你一个小时不看书，”我的一位前辈同学在演讲会上伸出一个指头告诫说，“历史的车轮将从你的脊椎上隆隆驶过，把你碾成一张煎饼！”

图书馆通往食堂的梧桐树阴下我得到了红豆当兵的消息，这条笔直的大道使图书馆与食堂产生了妙不可言的透视效果。班里的收发员拿着红豆的信件对我神秘地眼。这个身高不足一米六的小子极其热衷旁人的隐私，为了收集第一手资料，他拼死拼活从一个与黑人兄弟谈恋爱的女生手里争取到了信箱钥匙。收发员走到我的面前，说，请客。我接过信，认出了红豆听话安分的女性笔迹。后来全班都知道了，我交了一个女朋友，名字起得情意缠绵。红豆用还没有涨价的八分钱邮件告诉我，他当兵去了。听上去诗情画意。

红豆熟悉大米的肠胃还没来得及适应馒头与面条，就在一个下雨的子夜静悄悄地钻进了南下的列车。他走进了热带雨林。他听到了枪声，真实的枪声。在枪声里头生命像夏天里的雪糕，红豆在一个夜间对我说，看不见有人碰你，你自己就会慢慢化掉。你总觉得你的背后有一支枪口如独眼瞎一样紧盯着你，掐你的生辰八字。

红豆的部队在湿漉漉的瘴气世界里不算很长。我一直没有红豆的消息。战争结束后战斗英雄们来到了我们学校，我突然想起红豆的确有一阵子不给我来信了。英模们的报告结束后我决定到后台打听红豆。宣传部穿中山装的一位干事用巴掌挡住了我：“英雄们有伤，不能签名。”我说我不是求签名，是打听一个人。穿中山装的干事换出了另一只巴掌：“英雄们很虚弱，不能接待。”我看见我们的英模们由我们的校领导搀扶着走下阶梯，心中充满了对他们的敬意。但我没能打听到红豆。回寝室的路上已是黄昏，说不出的不祥感觉如黄昏时分的昆虫，在夕阳余晖中吃力地飘动并且闪烁。

噩耗传来已是接近春节的那个雪天。纷扬的雪花与设想中的死亡气息完全吻合。红豆家的老式小瓦屋顶斑斑驳驳地积了一些雪，民政厅的几位领导在雪中从巷口的那端走向红豆家的旧式瓦房。他们证实了红豆牺牲的消息。红豆的母亲侧过脸让来人又说了一遍，随后坍倒了下去。红豆的父亲庄重地用左手从领导手中接过一堆红色与金色的东西，他的右手被美国人的炮弹留在了一九五二年的朝鲜。红豆父亲接过红色与金色的东西时，觉得今天与一九五二年只有一只断臂一样长，一伸手就能从这头摸到那头。民政厅的领导把红豆的骨灰放在日立牌黑白电视机前，说：“烈士的遗体已经难以辨认了，不过，根据烈士战友的分析，除了是烈士，不可能是别的人。”民政厅领导所说的烈士也就是红豆。红豆的名字现在就是烈士了。

二

我们都在努力，试图从记忆中抹去红豆。那个漂亮的爱脸红的小伙子正在黑框的玻璃后面，用女性气很浓的眉眼以四十五度的视角微笑着审视人间。红豆的母亲把红豆那把二胡搁在遗像的左侧。红豆的母亲每天都要用干净的白布擦拭一尘不染的镜框玻璃。玻璃明亮得如红豆十八岁那年的目光一样清澈剔透。但那把二胡红豆的母亲从来不碰，两根琴弦因日积的粉尘显得臃肿。红豆的母亲说，这孩子的魂全在那两根弦上了，碰不得，一碰就是声音。

小学五年级红豆买回了这把二胡。红豆的父亲相当生气甚至是相当绝望：红豆用十七元人民币买回了这把需要坐着玩的东西。这位光荣的残废军人盼望龙门出虎子，他的儿子能够威风八面。红豆令他绝望。红豆却从一个算命的瞎老头那里得到了二胡演奏的启蒙。蛇皮里沙哑的声音让红豆痴迷，一听到目光就呆了。红豆不认识乐谱，乐谱完全是视觉世界里的阿拉伯数字，不是流动好听的音符。红豆依靠瘦长指尖的耐心抚摸使琴弦动了恻隐之心。胡琴把所有的心思全都倾诉给红豆了。两根琴弦很听红豆的话，就像红豆听所有人的话一样。

红豆放学后拿一张竹凳放在巷口，一巷子都塞满横秋老气。不满一年红豆学会了许多电影插曲。红豆的音乐记忆与生俱来，他母亲把它与红豆一同生下来了。红豆听完了乐曲就回家到胡琴上寻找，多难的曲子红豆都能找到，多贵重的曲子胡琴也总是愿意给他。看完了《英雄儿女》，红豆开始迷恋那些英雄赞歌，那些无限抒情的曲子成了红豆每日练习的压台戏。巷子里的人们很快听出来了，任何一首歌曲都能被红豆弄出伤心来，优美得走了调。即使是革命歌曲也总是要哀婉凄迷的。那一回学校演出，红豆正在彩排《英雄赞歌》，校长走了过来。校长说，停。校长指着红豆说：“你伤心什么？”红豆怯生生地抬起头，两眼汪了两垛泪：“王成叔叔死了。”“不是死了，是牺牲！”校长拿了一根鼓槌，“要拉得勇敢、自豪，要拉得有力量！是牺牲，不是死！”在鼓槌的威胁下红豆的演出果然一反常态，变得雄壮豪迈。但回到小巷口不久红豆就又把自己还给自己了。老太大们听着红豆的琴声时常背着红豆的母亲议论：“这孩子，命不那么硬。”话里头有了担忧。

红豆这孩子现在什么也不是了。只是一把灰。放在一只精制的木盒子里。那把灰被人们称作烈士。

毕业之后我令人陶醉地从高等学府返回故里，走进了机关大院。我对我的父母说，过些年我就会做官的。我一点也不脸红，一点也不。读书而做官本来就是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我既不是智者也不是仁者，我不做官谁做？我不做官做什么？我们不能让历史从我们这代人身上断了香火。我心安理得地走进了机关大院宣传部，端坐在淡黄色“机宣0748”号办公桌前，等待微笑与恭维话登门拜访。

这一天风和日丽。风和太阳都像婚后第十七天的新娘，美丽而又疲惫。天上地下都是平安无事的样子。我坐在办公室里盼望出点什么事，但一切都很正常，正常安静得让人沮丧。我泡了茶，开始起草部长让我起草的讲演报告。

事情发生在我写到“取得了伟大胜利”之后。这个我记得相当清楚。一般说，讲演报告中不能缺少“伟大胜利”这样营养丰富的词汇，但在这样的大补过后必须是一个减肥过程。减肥是困难的。这是常识。不能太腻了，却又不能伤了筋骨。我点上了一根烟，“取得了伟大胜利”之后时常令我大伤脑筋。

这时候走进来了一个人。径直走到我的“机宣0748”号办公桌前。左手的指关节敲击我的办公桌面。我很不情愿地抬起头。是一个男人，满脸胡茬。我打量这个没带微笑与恭维话的陌生男人。只一秒钟，我手上的烟就掉下来了。我挂下了下巴脑袋里头轰地就一下。“你不用怕，”他说，“很对不起，我是红豆。”我笨拙地站起身，我认出了那双韭菜叶子一样宽的双眼皮和那种永远都是摄氏二十度的眼神。这种眼神习惯于后退与寻求谅解。“实在对不起，红豆。”我说，我感觉到我说“红豆”时有一种特别异样的感觉，不像汉语。红豆对我笑笑：“我没有死，我还活着。”红豆这样说。他的样子很怪，笑容短促而又渺茫，好像费了吃奶的劲才从玻璃镜框中挣脱出来。我握过他的手，他的手也像玻璃那样冰冷，是另一个世界的阴凉。

三

我告诉弦清，红豆他回来了。弦清放下手里的塑料葡萄，不高兴地说，你胡说什么。弦清在马尾松的尾部创造性地烫了几道波浪，兴高采烈地筹办我们的婚事。我说我不是胡说，是真的。弦清转过身研究了我好大一会儿，才说，是真的？我说是真的。弦清没有出现我期待的大喜过望。不是说红豆牺牲了吗？弦清说。没有，我对她说，还活着，虾子一样活蹦乱跳！弦清用小拇指漫不经心地捋头发，手指在耳坠那里停住。红豆他又回来了？弦清这样自语。她的冷淡让我失望。女人一到结婚的前沿就变得愚蠢和残酷，就只知道买塑料水果和变更发型。

我请来了“上甘岭”时的几位朋友，为红豆接风。朋友这东西就这样，闹了一大圈，到后来又回到了儿时的一圈中来了。弦清把天井扫得很干净，洒了水。说是吃晚饭，下午两点多钟人就齐全了。我买了很多菜，我自己也弄不清为什么要买那么多，就好像赌了天大的怨气，就好像明天不活了。花钱时我有一种说不出的仇恨与痛快。今晚得把红豆灌醉。我进了机关从来没醉过。不敢醉。今晚谁要不醉我让他钻裤裆。

几位朋友带来的女士或小姐在弦清的调度下忙菜。我们五六个干坐了一会儿，后来红豆很寂寥地打开了九英寸黑白电视。一个呆头呆脑的男人讲述会计。别的频道清一色是雪花。随着红豆手腕的转动，民政厅的同志就迎着雪花向红豆的旧式瓦房款款而至了。令人心碎的瞬间在红豆的手指间切换，红豆当然浑然不知。我发了一圈香烟。我注意到他们几个今天约好了似的不提红豆。红豆的脸上一直挂着很多余的客套性微笑。这使他看上去很累。我不知道他对我为什么要这样。我拿出两副纸牌，关上电视，说，打牌，这东西有什么看头。

红豆说，你们玩，我玩不好。大家让了一回，后来他们几个玩起了八十分。利用这个美好的时刻我和红豆坐在一角谈起了过去的一些时光。人生中美好的时光总是由怀旧开始。红豆夹着烟，夹烟的样子很笨拙，烟在手上仿佛是长错了位置的手指头。红豆的记忆力好得惊人，许多过去的时光能被他十分细腻地抓回来，红豆的存在使你坚信生活这东西从来就不会“过去”。红豆的归来让我觉得生活一下子美好如初，如青春期的新鲜感觉桃红柳绿地漫山遍野。好极了。真他妈想哭。

我很快注意到红豆的讲述时常在“曹美琴”周围闪闪烁烁。他不止一次地提及曹美琴，说起时又仿佛是淡忘了，总是说成“那个曹什么什么的”。红豆能叫出所有人的名字，对这个漂亮风骚的文娱委员反而陌生。红豆在我面前这么躲藏让我觉着生分、难过。红豆那时候一定经历过无限伤痛的单恋，如烈日下的芭蕉吃力地疯狂与妖娆，却从来错过了花季，年复一年地枯萎而不能表达。红豆历来就是这样的男人，爱上一回便灾难一次。曹美琴是我们班第一个勇敢地挺着两个小奶头走路的女生。这个小骚货把她的凤眼均匀地播给每一个和她对视的男人，包括我们的校长和班主任。我和曹美琴有过一次惊心动魄的见面。这次会晤发生在梦中，醒来时我惊奇地发现老子已经是男人了。曹美琴这刻早就成了老板娘了，她的财富如她的腰围一样每况愈上。好几次我想对红豆说，“她结婚了。”看他茫然的样子，又总是没说。

弦清在天井里喊，该杀鸡了。我和红豆走进天井。我从弦清手里接过菜刀，递给红豆。“红豆，玩一玩，你来杀。”弦清怨我胡闹，怎么能叫客人杀鸡。我说没什么，红豆便接过了刀。我去拿碗接鸡血。

从厨房出来红豆呆愣愣地站在天井中央。右手提刀，左手上却全是血。这家伙当了几年兵鸡都杀不好。我回头看了一眼，鸡却好好的，圆圆的眼睛一愣一愣地对我眨巴，而红豆的手掌却鲜血如注。“怎么了，红豆？”

红豆盯着我。红豆的目光几秒钟内彻底改变了形式与内容。红豆的眼睛发出了类似于崩溃的死光，滚出了许多不规则几何体，如两支引而待发的*口，发出蓝幽幽的色泽。

“不……”红豆怔怔地说。

“怎么回事？”

“我不杀。”红豆这样说。菜刀响亮地坠地，在水泥地上砸出一道白色印迹。

这时的红豆已经完全不对劲了。我扑上去抱紧了红豆。

“我不杀。”红豆在我怀抱里挣扎。所有的眼睛都瞪大了，默不作声地面面相觑。

“红豆。”

“我不杀。”

“红豆！”

“我不杀。我绝对不杀。”（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