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毛泽东在一个场合这样说过，“在日本以外的地方还有美国……我们的古人不是忠告说要远交近攻吗？”这个时候，毛泽东是在中国出于内外交困的无奈情形之下，想把自己一双友好的巨掌伸向太平洋彼岸的美国。毛泽东甚至于说，“在听说马克斯和列宁之前就研究富兰克林和杰斐逊了。”

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立刻作出了热情洋溢的反应，“美国不能让世界上最有才能的10亿人生活在一个被激怒和被孤立的国家之中。”毛泽东在自己的大书房接见尼克松总统时，不由得发出了由衷的感叹，“总统先生，你把手伸过了世界最辽阔的海洋和我握手，5年没有交往了呵。”尼克松回忆说，“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当尼克松决定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时候，跟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国大为紧张了。田中角荣首相紧随其后急匆匆赶赴北京，并用讨好的口吻对中国总理周恩来说，“远亲不如近邻，日中两国彼此是无法搬家的邻居。”为了同美国人向中国争宠，日本人甚至于告诉美国人，“日本同中国交往的历史比日本同美国交往的历史要久远的多。”

那一会儿，当今世界上最让人眼花缭乱和几近窒息的三国外交开始了。并且一直延续到现在。只不过，由于历史环境的变迁和大国利益所倚重的目标不同，这三国之间的游戏更加残酷和剧烈了，而战争往往是大国之间关系僵持不下时的最佳解决办法。

当然，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因素是绝对不能忽视的，它就是中华民国台湾。可以这样用一个比喻：在美日中三个大国的争吵和斗殴当中，中华民国台湾就是摆在局外的一颗小石头。美国也好，日本也好，中国也好，谁都想把它捡起来，砸向敌人的。

毛泽东很早就预见了台湾问题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所以很宽容地说，“台湾可以10年，0年不去进行改革，还是三民主义。搞特务，**，尽他去反，只要你这个葫芦是挂在我的腰上，不挂在美国的腰上。”

当时，在中国的台湾海峡，刚刚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八？二三”炮击金门事件。美国的杜鲁门政府立即派遣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从此，这个被毛泽东称为“葫芦”的台湾，其处境变的岌岌可危了。

对于处理台湾的策略，毛泽东是颇有远见卓识的。那个时候，美国政府向台湾当局施加压力，要国民党军队退守台湾本岛，放弃对澎湖，金马等沿海岛屿的控制。事实上，这就是在搞两个中国。这样一来，毛泽东的一声炮击金门令下，给蒋介石解了套。

对于美国人的两个中国阴谋，蒋介石是有所警惕的。美国人劝说蒋介石。“放弃所有沿海岛屿，搞沿海岛屿中立化。”说白了，就是推行“划峡而治”的阴谋。1955年，蒋介石说，“台湾和大陆本属一体，骨肉相关，休戚与共。”

五十年代末，美国军队在黎巴嫩登陆，英国出兵约旦。一时，中东并国际形势突然紧张起来了。

炮击金门后的毛泽东亲自撰写《告台湾同胞书》，以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义发表。“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美国人总有一天会抛弃你们的。”毛泽东建议国共举行谈判，和平解决问题。

不久，毛泽东再撰《再告台湾同胞书》指出，“中国的事情只能是我们中国人解决。一时难以解决的，可以从长计议。”

对于美国人插手台湾问题，邓小平也很有先见之明的。八十年代初，邓小平对美国西东大学教授杨立宇说，“台湾万万不可让外国插手，那样，只能意味着中国还未独立，后患无穷。”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国的国防部远东战略小组对台湾的政治走向，准备了三条道路。

一．台湾“独立和自治”

二．台湾移交中国

三．先将“台湾”托管，后通过“公民自决”的方式决定台湾的命运

194年1月1日，中国，美国和英国在重庆，华盛顿和伦敦三地同时发表《开罗宣言》，台湾正式回归中国。

在中国大陆的台湾人闻讯致电蒋介石，“倾见报载开罗会议重大成功，台澎等地归还中国，凡我台胞同深感奋，如蒙鞭策，愿效驰驱。”

对《开罗宣言》，美国的台湾问题专家柯乔治说，“这宣言不是一本慎重草拟的官式文书，而不过是一种承诺，要分割摇摆在狐疑的中国人面前的战利品而已。它仅是一种表意宣言，答应重划日本人占有的领土。我们应该记得，《开罗宣言》不是一个很有约束力的条约，基本是要使蒋介石继续与日本人打仗的计谋。文书所提到的领土，在当时没有一地是在联军的手里的。”

美国军方根本不把《开罗宣言》归还台湾给中国的承诺当一回事。

不久，刚刚签署了《波茨坦公告》的杜鲁门总统也改口称，“台湾地位未定论”。

五十年代，美国驻台湾大使卡尔？兰钦在写给美国国务院的一份报告里写到，“台湾岛上的中华民国可以成为世界上一切爱好自由人士的华人的基地。”

炮打金门，毛泽东的战略决策是超人的成功的。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方这样声称，“我们的炮弹从金门钻进去，从美国的那边冒出来。”

毛泽东的如意算盘是,，通过打蒋而打美，既要打疼蒋，又要避免与美直接作战。”

而且，毛泽东还说了一大通著名的“不怕鬼论。”不要怕鬼，你越怕鬼，你就越不能活，他就要跑进来把你吃掉。我们不怕鬼，所以要炮击金门。”

中日之间的甲午战争，以大清帝国战败而告终。战后，日本开始对清政府提出了“中国割让盛京省南部地方，台湾全岛及所属诸岛屿等一系列蛮横无理的要求。”

当时，李鸿章以“台湾已立为行省，无法送与他人。”予以反驳。

这时，在东京李鸿章下榻的旅馆，发生了日本人小山丰太郎向李鸿章开枪，伤其面骨的恶ing事件。李鸿章的境遇引起了世界列强的同情。

日本人当心夜长梦多，“引起某一强国的趁机干预。”而发生对日本不利的事情。于是，日本决定有所让步。1895年，伊藤博文将条款内的军费赔偿要求削减部分后，塞给李鸿章，要求清政府尽快答复。并威胁说，“倘不准，定即添兵。”

清政府谕旨李鸿章，“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如无可商议，即遵前旨与之定约。”

“弱国无外交”。李鸿章虽然有心为大清国多争得一些权益，但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做一些小动作，在细节力求不吃亏。

日本人知道台湾已成为囊中之物，开心之余又急不可耐。伊腾博文要求中国在签约后一个月交割台湾。

李鸿章认为“一月之限过促，贵国何必急急？台湾已是口中之物。”

伊藤博文丝毫没有脸红地回答说，“尚未下咽，甚饥。”

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正式签署。清政府承认朝鲜独立。割让辽东半岛和台湾及澎湖诸岛给日本，赔偿军费.亿两。加上辽东半岛的赎还费000万两白银和威海日本驻兵费等，共计150两白银。这笔巨额战争赔款相当于当时清政府的4年财政收入总和。

单单是出让海关这一项，清政府就损失了海关税收6亿两白银。

日本人所获的巨额赔款让自己一夜暴富。中国人爱说，“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深谙中华文化的日本人就此尝到了甜头，这也为他们以后的贪婪扩张主义增加了说服自己的份量。

《马关条约》让中国人倍感沮丧，昔日的泱泱大国子民骄傲一下子尽失。

对于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马克斯更是尖锐地指出，“一个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辽阔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

“亚细亚的勇士张开了血盆的口，一下子吞噬了台湾。”当时，一位欧洲人这样形容日本人对台湾的占领。

消息传到台湾，台湾人民慷慨激昂。“我君可欺，而我民不可欺；我官可玩，而我民而不可玩。”许多台湾人表示，“全台赤子誓不与倭人俱生。”

这期间，日本对台湾实行了五十年的殖民主义统治。情理当中，日本人对台湾有一种特殊的爱恋情怀了。

所以，当中国大陆发出要统一台湾的口号时。日本的东京知事石原慬太郎叫嚷，“中国人用武力统一台湾的威胁让我直皱眉头。”

六十年代末，蒋介石在会见日本首相佐藤时表示，“美国有两个中国的想法，殊不知，‘两个中国’的办法，是我所绝对反对的，也是中共所不能接受的，仅是一种幻想而已。”

通常，在中国人的心眼里，能够使国家统一的统治者才是让万民敬仰的英雄。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上，秦始皇的一统六国伟业；大汉天子的四固边疆征程和大清乾隆一统江山之举一向为人民所津津乐道。

毛泽东想成为这一类的英雄豪杰，他发出了“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尊严号召；蒋介石虽然有些力不从心，也不甘落后提出了“反攻大陆”的宣言。很可惜，毛泽东和蒋介石在有生之年都不能实现自己的伟大事业，也就不能实现中国人所谓的“含笑九泉”的人生最大快意之事了。

七十年代末，美国同中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在两国建交谈判前，美国人怀着不可告人的私利，希望继续在台湾保持军队。当基辛格在同周恩来的预备性会谈中说出无理的要求时，周恩来显然做不了主，他向毛泽东汇报说，“美国还想在台湾保留军队。”

毛泽东当时有些愤愤不平地说，“猴子变人还没有过来，还留着尾巴。台湾问题也留着尾巴，它不是猴子，是猿，尾巴不长。”

毛泽东自以为自己是一个讲原则立场的人，这一次，他在对美国人发了一大通调侃后，就容忍了所有的这一切。这就对以后的中美两国关系埋下了“定时地雷”。如果说，当时，苏联的百万大军压境让毛泽东为解困而不得不如此的话。那么，在以后同日本人的建交谈判中又重蹈覆辙犯错误，就让人不可思议了。美国人拥有对苏联人同仇敌忾的威慑力量，也需要中国的联盟的力量。在权衡利弊后，只能含含糊糊了。后来，在《中美联合公报》中，美国人摸准了中国人一向模棱两可的心态，以“海峡两岸的中国人认知一个中国”来搪塞中国人的面子问题了。

对于日本人，当时的情形是，日本没有什么本钱，还欠了中国人一屁股旧债。准确地说，战后，日本整个国家对中国是诚惶诚恐的，生怕中国人的报复。可以说，在整个中日建交谈判过程当中，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无谓“大度”让后一代的中国人再一次吃尽了日本人的苦头。

说到这里，只能检讨中国人的盲目又可怜的“大国心态”了。那个时候，在台湾的蒋介石，为了急于同日本建交，以维持中华民国的所谓“正统”国家形象，声言主动放弃对日的战争赔款权利。以至于后来的中日建交谈判时，日本人恶习旧发地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款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这一些，都使的一向容忍性很强的周恩来也大光其火，狠狠地批评了日本人的霸道无理一回。

美国人是很狡猾的，在中美建交后，又捎带送给了中国人另外一个礼物，《与台湾关系法》。美国人也从不忌讳“美国公开承担保卫台湾的主权，安全和繁荣。”这同中国人的躲躲闪闪的不鲜明个性成了明显的对比。

很遗憾，中国人一向自称为孔夫子的徒子徒孙，却没有学会他老人家的“为己之学”的上上之道，“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

说起来，或许是令人难以置信。在美国人的心眼里，那些头戴皮瓜帽，身穿长马褂的中国人一个个都是柔弱不堪的。李小龙和成龙所代表的是影幕上的中国人形象。但是，远在18世纪，有一位名叫威廉姆？亨特的美利坚公民声称，“做一个梳辫子的臣民真好!”

威廉姆？亨特在他的《番鬼和中国风俗》里写到，“中国人，至少在条约（指1844年的《望厦条约》）前的时代，是一个幸福而安分的民族。他们勤劳，有节制和有趣味堪称楷模。假如他们是一个富于侵略性的民族，他们就可能成为可怕的敌人。”

对于孔孟学说，威廉姆？亨特评价说，“世界上再没有别的国家产生过这样两个人，其学说被从不间断地传授这样久远的年代，受到广泛的尊敬。他们俩的格言成了千千万万人行动的指南，至今毫不逊色地对世界上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口发挥着巨大的影响。”

在宗教信仰方面，“再没有人像中国人那样宽容了。无论一个人宣称自己信仰什么，谁都不会因此受到迫害或遇到麻烦。”

“在他们的眼里，番鬼的一切，哪怕是出于良好教养的基本礼貌，都是野蛮的，不完整的。跟他们的彬彬有礼举止相比，番鬼的野蛮就显得更加突出了。”

威廉姆？亨特在惊愕于广州的欣欣向荣时，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上帝是在星期六的夜里创造完了世界之后，肯定用一些剩下的碎木片造了广州。”而且，中国人认为，“这些番鬼来自多雾之乡，风暴之国，阳光不到之处，初抵中华帝国的奇异人种。”如此说来，这些言论应是世界上最早来自中国人的种族歧视了。

威廉姆？亨特甚至于夸张地说，“就是广州的乞丐在街上向番鬼讨乞，也会用颤栗的声音骄傲地说，给点钱吧，洋鬼子。”

对于中国人的茶叶，威廉姆？亨特更是赞不绝口，“喝一口神仙的茶，帝王的茶。”如此说来，这大概是美国人最早的“崇洋媚外”了。

塞西斯？梅西埃感慨地说，“中国瓷器是多么可悲的奢侈品！一只猫用它的爪子一拨，比好几百亩土地受了灾还糟糕。”

法国人门多萨在他的《大中华帝国志》更是把中国描绘成“一个富强的，完美的，优越的开明帝国。”

他的同伴约瑟夫？斯卡利杰也是称赞连连，“这是一个令人赞叹不已的帝国，它谴责我们的行为。从他们的天平上来衡量，我们这些法国人仅为一弹丸小国，我们之间不能互相谅解，被沉重债务压得喘不过气来；而在他们那里则生活得国泰平安，其法制如此有度以至于使基督教感到羞耻。”

当时的欧洲人是非常地羡慕中国，从而形成了两个世纪的欧洲人的“中国崇拜”之说。

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也是雾里看花的。“无论就臣民的众多，国土广袤，还是就珍宝的丰富而言，大汗都是当今世界上或历史上最强大的人。”最后，他以自豪的口气说，“我所说的，还不及我所看到的一半。”

当然，孟德斯鸠的脑意识就比较清醒的。“中国是专制帝国，既无法律又无规章，由单独一个人按照一己的意志与反复无常的性格领导一切。”

美国人对中国人，远比对待日本人客气多了。美国人是用军舰撞开日本的大门的。对此，美国人并不忌讳。百老汇上演的一台歌剧说的就是一位美国将军佩里率领舰艇敲开日本大门的故事。不久以后的1784年，一艘名称“中国皇后号”的商船由纽约出发航向广州，开始了中美交往的处女航行。

“中国皇后号”的远航是十分成功的，它赚了个体钵满盈。这是美国人最初从中国人那里所尝到的甜头。

美国是一个利益至上的国家，七十年代初，尼克松访华时，他口无遮挡地对周恩来说，“我是为美国的利益而来的。”

美国人一定读透了雷蒙？阿隆的一句经典话语，“对国家来说，自私是不应该受到谴责的，甚至只有自私才是道德的。”

既然利益支配着美国人在道德上和认识上的一切判断，那么，这注定美国人所谓的国家至上观念不可能是那么高尚的。举个例子来说，美国人至今不肯签署关于控制废气排放量的《京都协议》，就很会说明问题。

美国人对待利益一向是认真的，所以，他们很细心地把所谓的国家利益划分为好几个等级。国家根本利益、国家极端利益、国家重要利益和国家次要利益。

在上海签署的《上海联合公报》档案里，美国人给中国人上了一课。《上海联合公报》有这样一段话，“任何国家都不应自称一贯正确，各国都要准备为了共同利益重新检查自己的态度。”应该说，这样赤裸裸的精美妙语，只有鬼点子多多的美国人才会想的出来。

中国人具有“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所以，他们才有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有意思的是，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后，毛泽东热衷于所倡导的“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非敌即友极左路线自然是不攻而破了。

当尼克松来到毛泽东的大书房时，尼克松总统用恭维用的口吻说，“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世界。”

毛泽东回答说，“我没有能够改变世界，只是改变了北京郊区的几个菜地。”

对于美国人，中国人的心里的确是又爱又恨，矛盾重重的。有一个来过美国旅游的中国人坦率地说，“我一直在了解美国人，但我始终了解不透美国人。在大众中国人的心目当中，美国人既是魔鬼，又是天使。”

所以，中国人在同美国人打交道时，更多是持小心谨慎并略带讨好的态度。就连一向以坚硬著称的邓小平也发出了欲同美国人友好的呼吁，“太平洋再也不应该是隔开我们的障碍，而应该是联系我们的纽带。”

冷战结束后，美国人同中国人结成联盟的基础消失了。美国人对中国开始变的挑剔起来了。中国人在紧接着的日子里不得不更多地看美国人的眼色行事，所有的这一切，让讲求面子的中国人倍感委屈。公正地说，近0多年来，中国人对美国人，其讨好之道几近阿谀奉承了。然而，美国人却不卖中国人的帐。

比如，当比尔？克林顿让莱温斯基搞的焦头烂额之时，是中国人善解人意地及时对他发出了访华邀请，才得以让克林顿如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一样急急忙忙奔赴中国。并在西安的城门下受到了“大红灯笼高高挂”的隆重接待。从心里来说，克林顿对中国人应该是满怀感激之情了。但是，在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美国的B-战略轰炸机所投掷的巡航导弹击中以后，***的心一定冷透了。他直觉得美国人是那么的不可礼遇，尽管自己在访问美国的时候，莫名其妙地大讲英文或朗诵英文诗词。但是，美国人就是不认可中国人的讨好之道。

中国人知道，自己同美国人的死结是所谓的“社会政治制度不同”。所以，美国人才经常有意识地敲打中国人。

中国人有“大路朝天，各走一边。”的传统说法。所以，中国人会经常有意识地向美国人表明自己的想法。

两千年的一天，***在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乔治？布什图书馆落成典礼上发表了这样的讲话，“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以诚为本，以和为贵，以信为先的优良传统。中国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始终遵守这一价值观。中国主张：世界各种文明，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应相互交流和相互借鉴，在和平竞争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

但是，面对中国人的呼吁，美国人不以为然。美国人仍然热衷于当世界警察和所谓“美国领导下的世界新秩序”的游戏。

冷战时期，美国人对中国人敏感的台湾问题比较循规蹈矩。苏联解体后，美国人就肆无忌惮地提高了台美关系的层次。并且不理睬“三个联合公报”的制约。对于美国人的言而无信，中国人是很气愤的。但因为美国实在是太强大了，中国人只能再一次选择了容忍。

邓小平曾经对英国前首相希思说,，只要《与台湾关系法》这个东西存在，中美关系就有一天破裂的危险。”

当然，中国人并非没有觉察到美国人的霸道和阴险。邓小平坦率地对来访的美国前总统里根说过，“美国应该从四个航空母舰的政策中走出来，否则将同世界上十几亿人口结成疙瘩。”

在中国的成语里面，有“众怒难犯”一说，看来，美国人还应该多多了解一些中华文化的。

柔克毅曾经说过，“中国现在，以后还会是一个热点。”

二战结束后，富兰克林？罗斯福眼光独到地说，“在将来，一个仍然不可战胜的中国将不仅在东亚，而且在全世界，起到维护和平繁荣的适合作用。”

行伍出身的乔治？马歇尔尖锐地说，“列强应当怎样对付中国，是一个几乎无法回答的问题。正常的答案是绝对找不到的，我们只能希望外国人高明到在此困难时期避免使用暴力。”

哈里？杜鲁门更是眼光独到地说，“有两片的土地不是任何近代西方军队所能征服的。那就是俄国和中国。要想以武力把我们的生活方式强加于这两个巨大的地区，在过去是愚蠢的，在现在也是愚蠢的。”

总是给中国人带来惊喜，在中国人眼里彻底改变了美国人好斗形象的理查德？尼克松预见性地说过，“在今后的几十年内，我们必须在中国还在学习发展它的国家力量和潜力的时候，搞好同它的关系。否则，我们总有一天要面对世界历史上最可怕的强大敌人。”

理查德？尼克松是一个很有魅力的领导人，他为了美国的利益，能够不计前嫌，从然前往中国。虽然，在他下榻的钓鱼台国宾馆看到的小册子上写着令人尴尬的“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的字眼，但他能够视而不见。并且坦然地说，“我们已经打开了坚冰，现在就是测试水有多深了。”

冷战结束后，美国对华关系一直处在矛盾当中，这是一个非常鲜明的特色。特别是九一一事件后，美国出现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少见的民族主义高潮。人民不再厌恶政府在国外使用武力，并且支持政府的天文军事预算。

现在，中美两国关系已经彻底摆脱冷战后期的那种战略合作性质，代之为一种全新的所谓“相互依存当中不断上升的竞争关系”。于是，中美两国关系的亲密成分日益减少了。克林顿时代的“战略伙伴关系”迈进了布什的“建设性合作关系，”到现在奥巴马的磕磕绊绊的“美中国”特殊伙伴关系。

在布什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里声称，“中美关系是促进一个稳定，和平与稳定的亚太地区战略的关键。美国欢迎一个强大，和平与繁荣的中国出现。”

不久，美国又发出了一个自相矛盾的信息每。五角大楼曾经发出明确的警告：即美国将保持对中国的绝对军事优势，在亚洲出现一个能够与美国对抗的，有丰富资源的军事对手。美国的武装力量将足够强大以阻止任何潜在的敌人追求超越美国军事或者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军事力量的目标。

奥巴马更是直截了当地声称，“我们不当第二！”

中国的中共十六大曾明确提出，“1世纪的头0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这以后，每年一度的五角大楼《中国军力报告》成了美国人敲打中国人的必备游戏。而中国人也会不嫌其烦地照例抗议一番。

中国人有一说，“人一走，茶就冷。”意思是说美国人不够朋友，非常势利眼。

当年，在人民大会堂的欢迎尼克松总统宴会上，尼克松和夫人姵特都可以熟练使用筷子的程度让中国人大为惊讶。周恩来也大为称赞，“总统和你都能熟练地使用筷子。”

姵特微笑着回答说，“为了来中国，我们都在白宫学着用筷子呐。”

那个时代，美国人和中国人彼此之间的交流好象很有默契的。席间，周恩来指着桌上的熊猫牌香烟对姵特说，“我想送你这个。”

姵特一是没有反应过来，她吃惊地说，你说，烟么?”

周恩来笑着回答说，“不，不是香烟。我说的是熊猫。我们要送你们两只熊猫。”

“哦。”姵特惊喜地对尼克松说，“理查德，周恩来总理说送我们两只熊猫!真的熊猫！”

事后，《纽约时报》评论说，“周恩来真是摸透了美国人的心思。”

《纽约时报》总编辑弗兰克称尼克松总统“向红色威胁祝酒；在长城上散步。”

《华盛顿邮报》也高度评价说，“周恩来通过可爱的熊猫，一下子就把美国人的心给征服了。”

那个时候，美国人似乎很懂得中国人的“投桃报李之道。”

七十年代末，邓小平访问美国时，卡特总统在白宫的南草坪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鸣十九响礼炮迎接他。随后，在肯尼迪中心，来自加利福尼亚的职业篮球选手为邓表演了精彩的球技。钢琴演奏家鲁道夫？塞金，歌唱家约翰？丹佛和华裔著名建筑师贝聿铭都登台献技。最高潮的压台戏是00位美国小学生用中文合唱《我爱北京天安门》，这其间，美国人一心讨好中国人的姿态一目了然。

甚至于对毛泽东，世界上许多人或许（包括美国人在内）对他颇有微词。但尼克松仍然坚定地这般评价说，“无论人们对毛有怎样的看法，谁也不能否认他是战斗到最后一息的战士。”

对美国人的明显冷淡态度，中国人是敏感的。邓小平生前曾经对中国未来国家策略有一个刻骨铭心的交代，“幍光养晦”。意思就是保持低姿态,积蓄力量，以便将来可以在国际舞台上施展拳脚。

对于美国人的强权政治，毛泽东曾经说过一句非常生动的话，“先生总在欺负学生，而老师身世并不清白，盘剥学生,，辱学生，动辄还说，“我打你，是为了你好。”

中国认为当前的国际体系是“一超多强”的格局。作为一个正在朝向强国迈进的大国，应该把握机遇，找到自己的立足点。

对于台湾问题的处理，中国就表现的很无可奈何了。中国虽然一向把它视为一个叛逆的省份，而更大程度上可以说台湾是摆在中国面前的一个难以下咽的带刺头苦果。就是美国人也把台湾看为一个“烫手山芋”，生怕有一天美国会被卷入代价高昂的争战。只有日本表现出一股异常热乎劲头了，因为日本始终觉得台湾将是阻止中国国家进步的一块很好的绊脚石，只要有机会，日本就要利用这一块绊脚石，狠狠地整治一下中国。

有道是：“助汉则汉胜，助楚则楚胜，退而自立，则三分天下。”本书所描述的，是一个新时代的三国战争的故事。

陈友敏011年4月10日于纽约（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