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后的林康开始了社交。她认识了一大帮风姿绰约的女人。林康说，梅莉的鸡心项链那么大，都像鸭心了，你看看我的。林康说，小杜她丈夫上月在股票上发了，三个小时净赚四万八。林康说，人家媛媛那才是戒指，真正的南非钻戒，哪像我，整个一铜箍。林康说，华兰兰家有高保真松下卡拉OK了，话筒都是松下牌的，金色，上面有英文Panasonic。林康说，朱彤的卫生巾厂开了两年，小汽车都驶到公共厕所了。我一次又一次心不在焉地面对书本或地图，听林康说外面的世界。林康叙述的样子像受过惊吓，又激动又惶恐不安。我揽过林康的腰，尽量温和地说，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林康说，面包当然有，你娶我还不就是买了块面包。林康说这话正是她当新娘的第十七天。书上说新娘的第十七天是女人一生中最美丽的二十四小时。我记起了这句话。怀着这样的心情我审视我的妻子林康，我的心顿时凉下去。林康婚后的第十七天大失水准，出奇地难看。林康转过了身，她的步行动态也出了问题。这世界变化真快。

我不是一个敏锐的人。我对世界的变化相当地迟钝。我并不经意世界的五彩缤纷与疯狂穿梭。世界在轮子上，朝自己不明了的方向轰然撞击，一路闪耀金银火光。商业与市场在风蚀人们的神经，人们既兴高采烈又忧心忡忡。尽管我不敏锐，可我知道世道的变化已经来临，正跨越我家的门槛。金钱在半夜敲我们的家门了，像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那样，命运敲响了我的家门。林康和我吵一次命运就向我逼近一次。我感觉到了世界的力量，可我不知道世界在哪里。我漫无目的走上大街，大街上布满阳光，各色人等行色匆匆，所有擦肩而过的人都留下酸臭的汗味。人体的这种分泌物充满了丑恶性质，它使肉体与精神变得黏稠。焦躁的喇叭声宣泄了司机的内心烦倦，反映出人类对自身目的过于热切与缺乏节制。我走了一会儿就累了，累透了，都不知道城市在哪儿了。我回到家，捧起书。我并不想研究历史或学问，我只是让浮动起来的心再降一降、静一静，有能力迎接林康。

天气开始变热。我们新婚的新鲜劲头似乎过去了。我们的床第之事有了些节制，大热天我不再冥想，人也疲沓起来。林康一日接一日地忧郁下去。她终日盘算我们两个中的一个“下海”或“跳槽”。我提议说，我们到卡拉OK厅里去坐坐，兴许有点乐趣。我们选择了最便宜的一家，最低消费每人人民币三十元。我们坐在空调冷气里，手执冰镇雪碧，四处一片暗蓝。林康说感觉好多了。乘着兴致我为她点了几首歌，她唱得很开心，就是低音低不下去，调子起高了，高音部分又吊不上来。我注意林康的大臂上又有了清爽滑腻的手感。一下子又回到初恋岁月，整个晚上林康就热烈地说，再唱一首，我就又为她再点一首，临近子夜告别歌厅的时刻，林康又说，再一首，最后一首，唱完了就回家。

我们的好心绪没有能耐到回家。从卡拉OK厅里出来我们的皮肤就像烧着了。世界是逃不掉的，它永远是老样子。你躲来躲去还是要回到世界里去。在路灯下林康的情绪坏了下去，脸上又出现了忧郁，她的脸色在路灯下慢慢地难看起来。林康说，什么时候家里能装上空调，小日本的空调一个要一万多。我说，要不你到日本去。林康说，能去早就去了，没那个命。我说，日本人可是给我们打回去的。林康笑起来，说，算了吧，你算了吧，中国人个个都是皇帝的心，太监的命。我说这话可说差了，你就没有嫁给太监。林康说，你就剩那么一点能耐了。这句话我听了不开心，内心的厌烦如夏夜一样升腾，我和林康在城市的夏夜款款而行，在城市的夜景里构成了又一幅爱情与婚姻的苦难即景。我开始了心不在焉。我不时打量踽踽独行的少女，她们像蝙蝠，在夜的颜色里华丽地飞行。我其实不是一个花花肠子的男人，我弄不清楚这一刻我为什么这样看女人和姑娘。这不好，尤其当着妻子的面。林康说，你看什么？林康显然发现了我内心世界的新动向，女人做了妻子在这上面都是有眼力的。我说，看什么？我什么都没看，我只是有些心不在焉。不对吧，你弄错了吧，林康说，是对我心不在焉吧。我说，有什么好看的，又不是什么天仙。林康站住了。我也只好停下脚步。不打自招！林康恶狠狠地说，林康这么说着兀自走了。我无趣地走在后面。我认为林康应当说“此地无银三百两”，这样说文雅些。“不打自招”，这样的话完全是拉板车的人用的。我追上林康，说，看你气壮如牛，完全可以拉板车去了。林康又停下脚步，两只手抱在怀里，冷笑着说，怎么嫁到你们陆家来的就得拉板车？

林康这话委实有些过分了。她这话是冲着我父亲来的。我父亲几乎拉了十年板车。我的童年就在板车上一路吱呀着过来。

父亲拉板车始于一九五八年。他成功地做了右派，整天拖着那辆木轮车跟在贫下中农身后，洗刷他的灵魂。父亲的拉车姿势是他留给我的最初印象。这时的父亲显得很粗壮，脊背被太阳烤得油光闪亮。但父亲的臀部糟糕透顶，雪白细嫩，下河洗澡时显现出与后背和双腿令人绝望的分界。父亲的臀部是他惟一没有被改造好的部分，是旧时代残留给他的最后的一块文人气息。拉板车的岁月父亲终年不说话，像个哑巴。父亲对人类语言的敌视极大影响了我的智力发展。我到三岁都不会说话，九岁依然口吃。父亲不着急，母亲也不着急。我猜想父亲可能不太喜爱他的母语。但父亲拉板车的日子产生了我的诗意童年。坐板车成了我一生的最大理想。父辈的不幸时常为儿辈完成一种乌托邦。我的童年生活浸泡在那种桃源式的歌谣里。鸡鸣桑树巅，犬吠泥墙边。我的世界里只有泥土和植物，对它们我可以为所欲为。父亲告别城市为他自己带来了宁静，也为我母亲重新树立尊严提供了机会。父亲不说话，母亲则成了最优秀的乡村教师。父亲不招人喜欢，也招不到讨厌，而母亲则是广受欢迎的乡村客人。母亲的外地口语与众不同，她的言谈里有完整的主谓宾与定状补。她的口语就像“毛选”那样又标准又正确。许多农民把他们的孩子送到母亲面前，他们盼望自己的后代能像我母亲那样，一开口就不同凡俗，甚至能拿起毛笔，在新春时分的大门上写下一副对联，表达他们对党、对毛主席、对大米棉花以及酱醋油盐的款款深情。

父亲拉板车的后期阶段我沉醉于我的科学研究。我和贫下中农的红后代们整天研究新型食物。那一年我五岁。我们的方式很原始，即身体力行。我们四处寻找，找到什么吃什么。饥饿使我们对鲜嫩植物充满好奇与欲望。人类对食物的不断发现应当归功于人类的饥饿感。人类饿不死不是因为有食物，相反，是饥饿本身。世界在饥饿面前无所不能。大学三年级我曾在图书馆九楼通读汉文版《资本论》，马克思没有能说出这个真理，这是这部从商品入手研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经典巨著给我们留下的巨大缺憾。谁是我们的食物，谁是我们的非食物，这个问题是生存的首要问题。我们吃棉桃，吃槐花，吃枸杞，吃桑叶，吃芨芨草，吃野茼蒿，吃芦苇心，吃椿树根。我们决定吃什么什么就能吃并且好吃。

一九六二年的春天是槐树花最疯狂最艳丽的一年。与此同时，也是楝树花最妖娆最鲜嫩的季节。春风乍起，落英缤纷，千紫万白，交相辉映。槐树的白花与楝树的紫花使我们的村庄呈现出一种大丧礼式的隆重与喧闹纷繁，就像林黛玉所描绘的那样，花谢花飞飞满天。林黛玉吃燕窝喝参汤，她当然要关心花瓣的飞行姿态。我们不关心。我们不认识姓林的黛玉。我们对植物的好丑喜恶只有一个标准：是否能吃。但你要知道槐花的滋味，你就要亲口尝一尝。“尝一尝”的结果是令人振奋的。味道好极了。我想我肯定是吃得太多了，当天夜里我就开始拉稀，拉稀令人绝望。肚子里的严重亏空使拉稀的意义超出了病理性质。这次拉稀使我的脑袋更尖，下巴更长，鼻子也更扁。这次拉稀的旷日持久超出了常规。多年之后我依然有这样的条件反射，看见槐花飞扬我就想拉。

父亲无计可施。父亲与母亲正一起承受着大便干结的折磨，他们吃秕糠，啃地瓜，排泄物在腹部百结愁肠。父与子有关排泄的矛盾格局给了父亲以灵感，他决定以毒攻毒。父亲用秕糠往我的嘴里塞。第二天他的以毒攻毒便大获全胜。拉稀与便秘的斗争以秕糠的最终胜利而告终。我不拉了，立即又走向了反面，只剩下大便的欲望，却无拉稀的晓畅。多年以来我一直做有关大便的梦，百般辛劳而无功。肛门的压迫感让我快要发疯了。大学时代我曾就此请教过我的心理学老师。这位高个子“弗学专家”从释梦的角度认为我可能是“性亢进错位”。他一边给我开书单一边启发我，注意“*肛门期利必多转移”。大便阻塞的历史时代我渴望放屁。不过话说回来，依照经验，我是不太情愿放屁的。肚子里的东西都是宝，值得去爱护、去珍惜，哪怕是气体。节省一点是一点。我们这个民族是放屁也能放出失落感与忧郁感的民族，应当产生史诗与艺术巨制。有人说“一不小心”就能“弄”出个《红楼梦》，我是相信的。肯定会有这样的事。一般说我的写作也总是小心翼翼，真的“一不小心”弄出个《红楼梦》来，多不好意思。

这一年的夏季充满诗意与可读性。这么多年来一直是我追忆的重点部分。必须承认，这是一个华彩季节。这一年的夏天河里挤满了人。汉语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说得真好。汉语文化对世界的惟一解释就是吃。人们拥挤在河里，向所有的水中生命发动挑战。我记得人们在水里热情洋溢的模样，一具又一具尸体漂浮在一九六二年的夏季水面。这些尸体随液体波动，筷子一样又生硬又零散，夹不住任何东西。许多尸体从水中捞起后被人抬着走，要绕过一道大坝，坝上用石子嵌了八个大字：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我们在胸怀饥饿的日子里依然不忘放眼世界。

我真正放眼世界是这次海上。放眼的结果令人尴尬。我一无所获。海是一副中央帝国的样子。世界只是它的岸。在海上我坚信，人类的意志与想象只是相对于大陆而言的，如果没有海洋，世界史只可能是独裁者的日记。

白天我几乎都坐在机舱里。这里马达轰鸣。我坚信这样的喧闹轰鸣对梳理我的思想大有好处。轰鸣是一种负安静，也可以说是安静的另一种极端形式。我点了根烟，又孤寂又幸福地天马行空。我喜欢这样的心智状态。大海一片浩淼，而前面就是日本了。许多日本渔船和远洋油轮和我遥相呼应并擦肩而过，我注意到他们的船只喜欢用汉字“丸”来表示。“樱花丸”、“川贝丸”、“雪国丸”、“富士丸”，诸如此类。我越来越喜欢“丸”这个字，尽管我不知道它在日语里表达了怎样的所指。在海上缅怀人类的大陆世界，处处可以用“丸”去概括的。世界就那样可笑，被一只手搓成丸子，放在一些无聊透顶的地方，随风漂泊，随波涛汹涌而去。我用汉语思维、体悟，却企图涉及全人类。我怀疑汉语可能是离世界本体最远的一种族语言。它充满了大蒜气味与恍惚气息。这种高度文学化、艺术化的语种使汉语子民陷入了自恋，几乎不能自已。

关于语言我可是个行家。我了解语言对上帝意旨的诠释状态。在这个世界上另一个像我一样理解语言的是斯大林。也就是被称为“全民的父亲”、“人类的主宰”的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他写过一本很有名的书：《论语言》，是一本写得不错的著作。我坐在木板上，屁股下面是柴油机的震颤，强烈而又细腻，我看见斯大林沿着我的想像向我走来。由于柴油机的缘故，想像里的斯大林不住地颤动，像得了很严重的帕金森氏症。许多伟人都死于这一顽症，*就是其中的一个。斯大林站在我正面，留了八字须，身穿军用呢大衣，脚着马靴。他面色严峻，忧心忡忡，目光凝重而又冷漠，透出一股领袖式的宇宙感。只有关注人类与世纪的眼睛才会有这样的目光。你好约瑟夫，我说，我想和你谈谈语言约瑟夫。斯大林站住脚，忧郁地望着我。我加大了嗓子说，我们在海上，没有路也没有墙，这里很安全。斯大林向四周看了一回说，我知道很安全，虽然我有很多警卫战士，但我知道，有人就会有安全问题，警卫越多当然人也越多。——你瞧，这已经是逻辑学的范畴了。

您为什么那样关注语言，约瑟夫？

您为什么叫我约瑟夫而不叫斯大林？斯大林反问我，这两个概念都是指我。

约瑟夫是您，而斯大林是世界意义上的您。如果我没记错，“斯大林”是列宁同志给您起的名，汉语的意思是“钢铁”。

你瞧，语言多么复杂，离开思想的抽象语言是没有的，正如没有离开语言的思想。你为什么是汉人？很明了，因为你用汉语思维。

照这样说，一个汉人能顺利地用日语思维，他就会成为日本人了？

当然会。这是我研究语言学的意义所在。优秀的人类战略家在任何时候都应当关注语言。人类历史已经告诉我们，帝国主义时期是以“英语帝国主义”作为标志的。同样，俄语应当是人类共产主义的语言。人类大同的梦想必须以语言大同来实现。

可是中国人更爱说汉语。

唔，我们可以这样说，那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初级共产主义。

约瑟夫，我们谈谈具体的问题，这么说吧，我对日语一窍不通，可我有日本人的血统，二次大战时，您知道我……

是这样，斯大林打断我说，我明白了，是这样。但你是中国人。就像约瑟夫是斯大林一样不容置疑。汉语是一种不可同化的语言，它是语言学的特例。我了解汉语。我了解中国人。

我很高兴我是中国人，对这个民族我充满自豪，不过就我个人而言……

我只关注人类，斯大林铁板着面孔说，我对个人没有兴趣。

斯大林就这样打断我的话。斯大林紧锁眉头的样子使他更像一个忧郁浪漫派诗人，甚至有点像叶赛宁或夏多布里昂。斯大林说过再见就走出了机舱。太平洋苍莽无垠、碧蓝浩淼里有一种宇宙感伤渲染我、感动我，使我不能承受。海洋就是这种东西，吸引你来，再把绝望劈头盖脸泼给你。太平洋不关心人类的语言，它有它自己的文化局面，波动、传递。东西南北风，东南西北浪，对世界不偏不倚。我手扶栏杆，意识到太平洋的存在是对人类的一种告诫与嘲弄。我坚信地球生命一定起源于海水。大陆生命的出现预示着海洋生命的一次有效剔除。这是大陆的灾难之源。城市无疑是大陆的最后坟墓。人类习惯自掘坟墓，然后，迷醉而优美地跳进去。

我们就那样在城市里作践自己。城市是人类放逐自我的最后途径。和林康的吵架使我学会了出走。这次婚后冷战持续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间有过短暂间歇，甚至有过初恋的回光返照。林康在这段日子怀上了我的孩子，随后的一切又乱了套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