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我就是在这次冷战中成长起来的。这段落魄的日子导致了我的外遇。是一次丰收。事情发生在下班以后。下班后我漫步在街头，刚领了工资，走在路上信心十足。晚风习习，华灯绚烂，行人也就格外的漂亮动人。完全是改革开放后的城市外景。喝酸奶时我遇到了夏放，她的本名叫王霞芳。夏放只是她的艺名，也就是在舞台上走钢丝时所用的名字。我其实并不爱喝酸奶，我喝酸奶完全是我的一次精神渴望，我希望能得到一次缅怀。这里面有潜台词，日本人的广告说：“酸奶——又酸又甜；初恋的滋味。”处在我那样的时刻是容易追忆初恋的。我站在乳白色的立柜前，说，酸奶。

外遇在这时拉开了序幕。一个姑娘站在斜对面，背影是窈窕淑女。白裙子，黑背心，蘑菇头。小腿有极好的外弧线。因为吮吸需要她的脖子倾得很长。她的脖子让我激动，让我无端地活跃起来。这样的脖子无疑是产生爱情或婚外恋的温柔场所。她转身时我们的目光相遇了，还弄出了不少画外音。我是一个极本分的男人，完全料不到自己在这上头会有潜能。她的口红笑起来，眼影部分有了适合于男人进攻的可能性。我说你好。她点点头。好像是老相识了。我们结账后款款漫步，城市夜景妩媚起来，霓虹灯也活蹦乱跳。我开始赞美她的脖子，然后称赞她脖子的上面和下面。

由于酸奶的缘故，我的智力开始发酵，喷发出芬芳泡沫，说出了意想不到的美妙警句。她听进去没有我不知道，但我说得开心。我用批判现实主义的激情批判金钱、家庭、股票和伦理。在虚幻的激情中我意识到自己实在是个伟人。这一回她听得很耐心，低着头，认真地咬左手的食指关节。她的这个动作可爱又可怜，使天下的男人勇气倍增。我们在路灯下的身影时而颀长时而粗短，充盈了深刻的历史精神和不确切的现实状况。后来她说，我有点累了。她说这话时依然咬着食指关节，眼睛里全是优美的委屈。我立住脚，想拥抱她，嘴里却说，你叫什么？夏放，她说，夏天的夏，开放的放。我就料到她会有这样的名字，不同凡俗，意味隽永。夏放眨巴了眼说，我累了，我真的累了。我提议找个地方坐坐，再喝点什么。夏放说，要不呢，就到我那里去，我可是从来不把男人带到我那地方去的。我有点儿不坐怀而乱，愚蠢地笑起来。她说，笑什么嘛。我就说，走。

我一点都没料到我正在做什么。兴奋得过了头了。男人的第一次外遇至关重要，它的意义等值于婚姻。所谓家花不如野花香，完全是一种惊心动魄的堕落，又无聊又幸福。进了门我情不自禁地夸她的腿。她说：“当然好看啰，这双腿是走钢丝的嘛。”为了证实双腿的良好性能，夏放挺直了其中一条，缓缓举过了头顶。夏放的这个举动对我是一场灾难。她的粉红色内衣点燃了我的夏季。这时音乐响了，是一支箫，有气无力却春意勃发。我的目光生硬了，她恰到好处地两腮含春。虽然铺垫过于仓促，但毕竟是水到渠成。我们胡乱地吻了。

她经不起吻，松了下去。在夏季的这个晚上我走出了人生的重大步骤。夏放给了我无比新奇的感受，她在床上胆大心细无微不至。她的床上工作充满想象力，体现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良好结合。这个走钢丝的女杂技演员让我体会到了钢丝的危险与刺激。我们一次又一次起死回生，一次又一次有惊无险地跳向彼岸。后来风停了，雨住了，我们的脸上露出了笑容，满足而又疲惫。夏放伸手摸过手表，看了一眼。她很突然地坐起来，对我说，八点了，你该付账了。我支起上身问，你说什么？夏放没看我，用刚才的平静语调重复说，付账吧，都八点了。

我坐起来。我心中大片大片的爱情刚枯木逢春就遇上了风暴。我企盼一次外遇，却做了回嫖客。我说你是*。她笑起来，说，难听死了。我说你他妈的是个*。她说，我六岁走钢丝，十二岁团长把我睡了。走钢丝，和男人睡觉，我就会做这两样事，不过呢，她咬着下唇说，女人谁不想做那个，你刚才说的那个，就*吧。

这个该死的夜混账透顶。我走在夜城市路边，脑子里汹涌起大段的自我独白，我相信第一回做了嫖客后的文人内心都装满了一部巨著，从盘古开天地到改革开放，从中华民族到美利坚合众国。我开始了哲学沉思。我用几个小时审视了自己全部的心灵经历。我为找不到借口而懊丧。于文人而言，深沉状态大部分是堕落找不到借口的伤感状态。霓虹灯依然在搔首弄姿，我习惯性地把手伸向口袋。空了，归来却空空的钱囊。我终于发现我的内心独白远没有那么伟大，没有历史气息与文化构架，只是一种恐惧。人民币贴到*的肚皮上去了，回家没法向林康交账。

大问题依然不在这儿。问题是夏放的身体和她床上的姿态对我产生了巨大诱惑。她那种大胆不要命的细腻波动与*给了我罪恶式的欢愉。罪恶欢愉是一种彻底，人类走向“原罪”委实是一种解放。我终于被自己说服了，第二次走向酸奶街头。我知道我不可救药了。“一”意味着诱惑，“二”则有了规律性堕落。我不是在街上，而是在电器商店里找到了夏放。我走上去，轻声叫她的名字，对她说，我们去工作。她纯情无比地笑起来，甚至有点害羞，像个处女。圣洁与*历来就是优秀女人的拿手好戏。她说，我刚买了盘麦当娜CD。

今天回过头去看，我解释不了当初与夏放的诸种疯狂。肉体被24K情欲所左右，其实很可爱。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偷不如嫖，东方的性审美似乎历来如斯。

在我研究家族史的那段日子，我时常做一种可怕联想，一想起板本六郎与我奶奶，我就想起夏放与我的细节种种。这种联想令人绝望，却又不可遏止。我弄不懂我的心智为什么要做这种伤心滑行。它使我一不留神就会陷入尴尬境地。板本和陆秋野关于颜筋柳骨王皮赵肉有没有取得文化共识，于我而言并不要紧。我关心的只有一点，板本是何时实现对婉怡的性占领的。我对此耿耿于怀。

性占领是一种极其本质的占领，个人或民族的许多大话题都结在这上头。那时候婉怡似娇花照水，弱柳扶风；板本则身姿硕健，英气勃发。这为占领与被占领都提供了物质可能。在那样的日子里，有一种东西是极其重要的，即那台手摇式留声机，它是我的家族史上最有史料价值的物什。我在许多作品里提及过这台由爱迪生发明的音乐机器。现在它已经失灵了，放在我的书房里，遍身笼罩了一层历史陈迹，铜质喇叭上生了许多斑驳铜锈，墨绿色，像哑坏了的嗓音。这台留声机当年播放得最多的是梅兰芳博士的唱腔选段。其时梅老板蓄须明志，封了嗓子。他的唱盘自然也就格外引人注目。往年的陆府总是在夏夜唱堂会的，日本人到来后堂会也自然换成了留声机。许多夏夜板本和陆府上的人们一起听梅老板的唱盘，我想这是极其可能的。他们仰望星空，四周蛙声一片，萤火虫的屁股在头上的葡萄架间吃力地闪烁。陆府的不幸这时其实已经开始了。灾难时常选择良辰美景悄然而至。一件重大的事情在这种牧歌式的宁静里滋生了。

这一夜人们照例坐着听戏。大伙坐在天井里，堂屋里的蜡烛娇羞如圣女，静静地秉照夏夜。张妈注意到板本、婉怡、客厅里的红蜡烛极其偶然地串在了一条线上。也就是说，在板本与红蜡烛之间，婉怡的青春轮廓被红蜡烛照亮了。她面侧与后颈上的茸毛给了我奶奶一道细腻模糊的勾勒。婉怡动人的剪影唤醒了板本体内最活跃最严重的部分。他马上做出了重要决定。悲剧业已发生。在这个决定里我奶奶婉怡的悲剧命运已不可更替。这样的悲剧既不是宗教信条，也不是哲学体系，只是生命的糟糕流程，或者说是生命里的致命感受。婉怡的不幸印证了中国史里一种最本质的部分，中国史说：灾难的最后不幸总是由女人来承担，真他妈的狗杂种历史。

入侵者最无耻的举动也都是风度翩翩的。彬彬有礼的兽行是入侵者最常见的行为规范。第二天是一个下雨的日子。奶奶的灾难笼罩了婉怡少女时代最后一个处女梦。午后日本人的小汽艇靠泊了陆府后院的石码头。上岸的只有一个人，是板本六郎。板本走进客厅和陆秋野说笑了一阵。这时候冲进一队人马。有日本人，也有中国人。这一队人马端着长枪把陆府的上下全部赶进了后院。婉怡待在自己的闺房里，刚要出来，门恰好给推开了。是板本六郎。板本那样靠近并俯视婉怡，婉怡的脸上感受得到灼热粗重的男性鼻息。婉怡的咽喉往下咽了一回，随后下巴慢慢地往下挂。婉怡后退的步伐与板本逼进的步伐刚好同步。婉怡的下巴用力地在动，想说什么，却终于没有说出来。婉怡闻到了日本肥皂的芳香气味。退到床边婉怡坐了下去，神经质地握住纱帐，捂在胸前。板本挨着坐下去，揽住她的腰，然后解她上衣上的布质纽扣。婉怡的手僵在那里，双眼惊恐地盯住板本，甚至不会眨巴。婉怡的上衣就那样给脱了，露出了藕色小马夹。板本拽住两边，一发力，丧心病狂的撕裂声在婉怡的内心拉开一道狭长缝隙。婉怡低下头去，看见两只小*发出淡蓝惊恐的光。婉怡的脑子里响起了一声沉重闷响，整个身子松塌了，掉了下去。婉怡在晕厥里一直感觉到一条多脚软体昆虫沿着她的身体四处爬动。婉怡最终被一阵剧烈的疼痛撕醒了。她的身体在重压中被一种节奏冲撞得支离破碎。婉怡睁开眼，另一双疯狂的眼睛却贴在她的眼边。婉怡张开嘴巴又一次晕厥过去。

日本人撤走后陆秋野老爷和太太一起冲进前院。天井里弥漫着雨雾。他们看见婉怡的闺门大开着。他们立住脚，互相看了一眼，听不见任何动静。太太试探着走进去，眼里轰地就一下，小姐光裸了身子散乱在床上。小姐的身子松软绝望，散发出冷凝凄艳的将死气息，苍白而又幽蓝。她的眼睛睁得很大，视而不见地眨巴。太太打了一个踉跄，杀人了，太太说，杀人了。老爷刚要进去，先闻见了一股内分泌与血腥的混杂气味，老爷的手扶住门框，脑子里空了，只看见天井里潮湿的地砖背脊发出骷髅一样的历史反光。陆秋野听见房门轰地一下关死了。太太在这样的时刻可贵地保持了冷静。太太闩好门，走上去给女儿擦换。太太的手触摸到女儿的皮肤。是红木一样的细密阴凉。太太一边忙碌一边说，丫头，你说句话，丫头，你和你娘说句话。婉怡的目光慢慢地掉了过来，和太太对视，唇部动了动，启开一道细小的唇隙。没开口。

婉怡的沉默预示了她对灾难的承受能力。我们家族的伟大忍耐力源于我奶奶婉怡。上帝只赋予人类两样最重要的东西，一是创造力，二是忍耐力。上帝把它们分别赐给强大民族和弱小民族。在我奶奶那里，需要忍耐的是屈辱，而到了我，最严重的是面临饥饿。

我在大学二年级开始接触杰克·伦敦。他在一本书里说，“一块给狗的骨头不是慈善，慈善是当你和狗一样饿时与狗分享的骨头。”我读这句话时在图书馆的二楼。读完这话我便热泪盈眶。大作家的身上总有一股与生俱来的悲悯，涵盖了时空，感动人类。因为杰克·伦敦的启发，我在大学图书馆里反复追忆那段饥饿日子，饥饿岁月我关注的并非慈善，而是饥饿本身。我终日盼望一块与我分享的骨头，甚至一块给我的骨头。我饥饿的时代背景这里不必补叙了，它发生在自然灾害最猖獗的年代。那一年我六岁，也就是说我的饥饿也是六岁。因为严重缺钙，我的罗圈腿已见端倪，中间可以夹个西瓜。我的不少大学同学以为我来自鄂尔多斯大草原，因终年在马背上驰骋，才长成今天这种样子。回过头来看灾难总是那样浪漫诱人。我对罗圈腿的关注是长大之后的事，我那时最关注的是手。我一直以为我还有另一只手，长在胃里，拽着某样东西往上爬。有一本史书里说，一个民族要出了问题，这个民族的人们对自身的认识就会接近神话。我坚信六岁那年我不是依靠想象，而是靠感知，在自己的胃里增添了一只神话之手。

那一个午后是刻骨铭心的。依照视觉上的记忆，应当是冬日。我们几个人坐在一面土墙阳面烤太阳。我们不说话，闻得到屁股下面稻草的金黄色气味，我们看见懒洋洋的太阳下面走过来一个人，他惟一醒目之处是上衣上有四个口袋。他背了一只包，上面有“为人民服务”五个平绒红字。因为某种需要或者说天意，他走到我们的身边，坐下来。他显得很疲惫，坐下之后就闭上眼睛，与我们分享阳光。事情发展到此一直风平浪静，他并没有惹我们。可是（历史的紧要关头，“可是”这样的转折词一直非常坏），他竟然从他的土黄色挎包里摸出了一只烧饼。冬日的阳光下面烧饼发出金色光芒，烧饼的芳香气味五彩缤纷地散得一地。烧饼惹我们了，它光芒四射。我们的嗅觉吐出了春天的嫩芽，目光里淌出三尺流涎。我们站起身，满地都是投向烧饼的枯瘦身影。他闭着眼，准备享用这只烧饼。他在酝酿充分的唾液。他睁开眼时肯定吃了一惊，他看见了一排小狗蹲在地上，神色严峻，穷凶极恶又彼此防范。一群小狗就那样盯着他手里的骨头。他马上冷静了，脸上笑起来，笑得很饿。尔后他就张开嘴，把烧饼送进去，细腻地、严肃地、投入地、历史感地开咬。他的黄牙陷到烧饼里去了。在撕开之前歪了歪脑袋，尔后他开始了幸福伟大的咀嚼。

他的咀嚼生动活泼，依照音响能听得见牙齿与舌头的空间位置。最伤心的时刻终于来临了。他的喉头动了起来，依照经验，他马上就要下咽了。他真的下咽了。他的大喉头无耻地提上来，我们都看见那块烧饼缓慢而抒情地、华丽而绝望地蠕动下去。我也咽了一口，肚子里那只手却伸出来了，什么也没抓住，便又缩回去，反给我肚子一拳。我望着他手里的烧饼，烧饼有一块空缺。后来的岁月里我坚信烧饼的空缺就是维纳斯女神的断臂，有一种残酷、惊心动魄与无力回天的美学效果。他突然看着我，他的目光明白无误地看着我。我预感到一种神秘的可能即将降临。我有点晕，坐不住了。他说：“想吃？”我张开嘴，挪动过屁股。我不开口。我担心一开口巨大的神秘降临将就此消逝。“叫，”他说，“叫我爹。”

“爹。”我脱口而出。“爹。”我立即做了这样的补充。我像狗那样对称地舔了舔舌头。（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