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是周末，夜里下了一夜的雪。

晨起拉开窗帘，天上正纷纷扬扬地飘起漫天的雪花。外面下起了北京初春少见的大雪。房屋与街道上都是茫茫的一片白。

加湿器开了一夜，房间里雾蒙蒙的，窗玻璃上也氤氲了一层水汽，苏昔伸出手指，在玻璃上写了个“忆”字，呆呆地想了想。又把窗户开了一小道缝隙，被雪洗过的清冽的空气拂在她脸上，她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快到中午的时候，雪停了。

苏昔收拾出门，她穿了羽绒服、雪地靴，又戴了帽子和手套、口罩，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她要去宋天泽那里，把看完的红色笔记本还给他。

她也想把那张在潘家园发现的照片带给他。

苏昔本来已经收拾好，走到门口了，犹疑了一下，却又折回来，从抽屉里小心地捧出相册来，把那张摄于西苑的老照片，从旧相册里抽出来，仔细包好，放在挎包里。她想找个合适的机会，把它拿给天泽。

苏昔过来的时候，天泽正坐在屋檐下看雪。看到苏昔过来，天泽也是高兴的，拄着拐杖站起来招呼她，说：“这丫头，下这么大雪还跑来了？”

苏昔应一声，踩着院子里尚未踏开的积雪走进屋子里来。走到檐前停下来，跺去雪地靴上沾的雪，再回过头来看，院子里薄薄的积雪上印了她的一串蜿蜒的脚印。

“我昨天梦到忆城了，”苏昔说，“她让我向你问好。”

天泽犹豫了许久，问：“你们昨天去见的那个幸存者，情况怎么样？”

她告诉天泽，幸存的人叫黄秋兰，不是楚忆城。

天泽笑笑，说，我不会真的以为忆城还活着。

但苏昔还是从他眼里捕捉到那千分之一的微茫希望破灭的样子。

她告诉天泽，忆城生前最后的时光，是在西苑集中营度过的，于1938年离世。

但是关于忆城之死的一些具体的细节，她并没有再详细地说。

她只说，忆城走的时候很安详。

她跺一跺冻得僵冷的脚，摘下棉线手套来，把双手放到嘴边，哈一口气暖一暖，然后把手伸进口袋里，取出那个子弹壳来，底部的环上拴了一根红丝线。

苏昔把弹壳递给天泽，说：“这是忆城留下的遗物，黄奶奶托我转交给您。我想忆城也希望您能把这个结子解开吧。”

天泽颤着手接过弹壳来，紧紧地攥在自己的掌心里。

屋子里，唱针正在唱片上沙沙地划过。苏昔侧耳听了一下，唱的是昆曲《牡丹亭》，正唱到“惊梦”那一节：

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

天泽手中攥着那个子弹壳，闭上眼睛，沉浸在戏曲世界里，偶尔随着某句戏词的尾音哼唱几句。一切繁华煊赫、锣鼓铿锵，到最后，都会拖着一个极苍凉的尾音。这似乎是世间一切事、物与人，都逃脱不了的宿命。

隔了这么多年，他未有一日忘记过忆城。他在一种迷离的幻觉里，以为自己重遇她，那种感觉，正像弘一法师李叔同所说的那种况味，悲欣交集。

像是欢喜又像是悲哀的感觉。

苏昔此时想起《牡丹亭》开首的那一句：“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心里不由得有些触动。

窗外积雪压断了树枝，喀啦一声纷纷扬扬地落下来，雪粉被大风刮过来，拂到她的脸上，接触到肌肤的那一刻就化成了水珠，凉沁沁的。

深情与孤意，都是他一个人的，别人是插不上嘴的。

屋子中靠窗的案上，一只形制朴拙的陶瓶中，供了几枝腊梅，满室幽幽的冷香。苏昔抽动鼻子用力嗅闻一下。

天泽看到苏昔抽动着被冻得红红的鼻头，如一只小犬，就打起精神来取笑她，问她：“是梅花香好闻，还是骨头香好闻？”

苏昔含笑未答，只是站在雪天从窗户透进的微茫天光里，隔着一室的静谧看着天泽，这中间隔着的，遥遥阔阔，是半个多世纪的时光。

她心里有些哀哀地想，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呢？你跟我说的这些，让我22岁的这一年都变得不一样。以后的人生也都会不一样。

那张摄于西苑集中营的照片，放在她外套的口袋里，像是揣着一片滚烫的铁片，苏昔几次伸手到口袋里去，想找机会拿出来给天泽看，但也都作罢了。

下午，苏昔熬了稀粥，炒了几个家常菜，两个人简单地吃了午饭。

饭后苏昔去厨房洗碗，天泽拄着拐杖走到她身后，扶着门框站在那儿，站了有好一会儿。

隔着哗啦啦的水声，她听到天泽开口说：“我想去圆明园走走。”苏昔愣了一下，随即点点头。（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