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来学校座谈的那些人和事

一、师哥师姐

于是我又想到了徐坤、衣向东、兴安、藏策、张鹰和新浪网的姚文坛。

第一次从校外请的人是徐坤、衣向东、邱华栋，都是文坛重量级人物，时间选在下午。桌子围成圈，不是圈，是长条，三位大家在西头坐，是主位。王冰老师主持，他依次介绍了三个人的成绩，然后，让徐坤先说。徐坤侃侃而谈，半个小时过去了，王冰老师在不住地看表，徐坤老师还在谈。徐坤老师在讲北京作协最近有什么优惠政策，全国各地的作家只要在北京生活，关系可以挂在北京作协……我们竖着耳朵听，王冰不满耐烦了，说：“你不要再讲了，让下一个讲吧。”我们都觉得王冰老师过分，本来交流，只是见见面而已，谁也不会从一两次交流上获取什么，说什么也不过分。下了课后，我跑到徐坤身边要请她吃饭，她说什么也不留下。徐坤老师去过寿光，她穿的镂空环纹的裙子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她那次喝酒多了点，有些头晕，没能和作者交流成。她目前是独身，008年受命写了有关奥运的小说。徐坤老师刚从四川做志愿者回来，要请我们吃饭，可是下大雨，取消了。其实，高伟老师和我说过多次，我诚惶诚恐，觉得那样的大家请我真是抬举我了。我们和徐坤老师合了影，我送她下来，她自己开车走了。她是个独立的女人，东北人，上过中国社会科学院，留在北京作协了。她的短篇小说写得特别有生活味。她是鲁院的学生，李师东老师是她的指导老师也是我的导师，师出同门，我很汗颜。她在汶川地震捐过10万元，最近又给青海地震灾区捐了0万元，真是女中豪杰。他们坐火车来，我到潍坊接的他们。徐坤是六十年代人。她给了我一本新书《野草》，很美的封面。她的头发很短，没有写作这么的娇柔。

衣向东老师是沿海山东人，他已从部队转业，他最近在北京。写了《牟氏庄园》，正要拍电视剧，他的作品数量多，质量好，很受电视剧市场欢迎。邱华栋在编辑位置上，他讲了投稿的问题。他的名字很响，头很大。

第二次交流是同一个叫臧策的，一个叫兴安的，都是出版社编辑，其实他们是作为鲁院名生来交流的。臧策写评论比较多，听说很出名；兴安下手狠，来鲁院玩的次数多，西门与他称兄道弟，玩笑话多，我们熟悉起来。

还有一次交流是散文的，邀请了著名散文家红孩老师，可惜，我去天津关于小说原创版改稿的事，没听，据说讲得很好。恰逢顾坚的一个网友，东北的美女来京，联系了已退休的景老师，还有柳岸，在鲁院前的一家餐馆吃饭。中间接到蓬桦的电话，去送送红孩老师，我和李学江就去了。老师住在北三环附近，一路上又听红孩老师讲有关散文写作的事，很受启发。在回来的路上，李学江就把他的创作理念讲给我听，知道他是个有思想的人。

和出版社的交流活动很多，其中第一次，是解放军昆仑出版社的张鹰、卫华等过来，社长亲自到场，很详细，很好，后来，顾坚的《青果》就是张鹰给出的，参加了茅盾文学奖的角逐。作家出版社和文联出版社来鲁院时也阵容强大，副社长和编辑部主任都到场，恳切要求好作品去他们那里。我觉得一个出版社只追逐名人不算本事，慧眼识珠，把不是名人，变成名人才算有才，金丽红做得真好。

自始至终与我们最友好的当属新浪读书频道，姚文坛在十月出版社请客的会上高调亮相，年轻漂亮，后来到院里来签约。张珊珊是个准妈妈，挺着傲人的大肚子，我签约了，很兴奋。张珊珊生了个儿子，后来我再联系她时，她不干了，换人太快了。

我到了新浪总部一次，手上我要贴标签。这里是年轻人的天下，办公室是格子间。

第三次见面就在全校推广了，不管是诗歌还是散文，都能去新浪读书频道，然后，学校推了几个人，白描院长做了访谈，蓬桦、顾坚和吴文莉接受了新浪的采访，顾坚抓住机会拍了照，他在《元红》出来时就上过新浪。

《文艺报》是我们鲁院的好朋友，虽然是业务单位，可每个编辑主任对学员是一腔热情，如刘秀娟等。一个来京组稿的《小说月报》编辑就是山东籍的，起先不知道，但热情。和几个同学一起参加了座谈，小重是主力军，顾坚等几个参加了。

马季老师和宁肯也来到学校和我们交流过。马季说他的整个生命是和文学纠缠在一起的。宁肯认为，经典作品是我们的镜子，自己可以去看，可以去思考，你有什么追求，心中达到什么高度，反复阅读，才能进步。说到徐坤就想起刘庆邦老师。

二、刘庆邦用掘巷道的办法，向人的心灵深处掘进

一个人坐在地坛公园的长椅上有些孤寂，对面的报亭里有新来的《北京文学》，杂志一到手，最吸引眼球的是短篇小说《冲喜》。读罢，一丝无奈，一丝憎恨，一丝敬佩，萦绕心头。从背着柴火硬横着进门，到儿媳妇面前的温和，再到去世前对丈夫的安慰，中国贤妻良母，从这个还与柴草、土屋打交道的农村妇女身上体现出来，当母性和人性的光辉占据文章主流时，主人公妻子的地位、生活环境已是次要的事了。虽然刘庆邦老师得了鲁迅文学奖的《鞋》把一位女孩子柔美纯洁的心像绣花一样绣了出来，并且还有好多篇写农村女性的小说，还原了农村的诗意和女性的诗意，给人美的感受，但是我读刘老师的小说，却读出了痛。

揪心的痛，这种痛是大于诗意的。这是刘庆邦老师的小说给我的第一感觉。像《有了枪》、《拉网》、《离婚申请》、《少年的月夜》等，读着他的小说，一种痛感伴随着我，撕扯着我的良心，说不上来的怅和悔。很多小说中他一点也不掩饰人性的恶，他让这些大大小小的恶，在阳光下暴晒，让世人的良心作秤砣。读他的小说让人感觉到他不是在索取什么，而是在奉献人间的温暖，字里行间感受到他一颗善良的心和一股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让人尊敬他。

给我的阅读形成冲击波的是《神木》这个中篇，那是000年的事了。读过后，我的心一阵收缩，在旁边的空白处我写道：一个作家怎么能将世道描绘得如此黑暗呢？但是小说中的黑暗、残酷无情，却又是顺情顺理的事，还有个光明的尾巴。我当时还担心他这样写会不会得到人们的批评？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神木》里的主人公就是为了挣养家糊口的钱，为了比别人过更好的日子，为了妻子的夸奖、孩子的笑脸，竟将自己的同伴做成点子，利用同伴的善良和贫穷，无视生命的高贵，赚取极其肮脏的钱，这与历史上人相食的惨剧有何区别？悲哀呀，中国贫穷的农民！在为贫穷而落泪的同时，我竟为作者敢于正视现实的勇气所感动。阳光下也有阴影，敢于将丑恶暴露出来，警示人们，这本身就是一种勇气，敢于为弱势人群讲话，就是一位真正的作家。难怪这篇小说改编成电影《盲井》后，获5届柏林电影艺术节银熊奖。

九年的矿工生活，刘老师发现了创作的富矿。《离婚申请》别具一格，这是矿工精神痛苦的喊叫，人活在世上，从事的工作有高低贵贱之分，但是思想境界和欲望都是一样的。刘庆邦关注最底层的劳动人民，《秋风秋水》也是不动声色地把事给讲完了。他用手中的笔把在地层深处工作的矿工拉到人们的视线中。他说生生死死小煤窑，明明暗暗人生路。他是坑道工，在矿上奋力开掘着。有人说，一提到刘庆邦矿上就有人管饭，他被称为煤矿文学旗手。他认为不管从事何种行业，人性高尚还是自私都是一样的。他非常勤奋，已拥有长篇小说五部，中篇二十部，短篇小说二百多篇，被评论界称为“短篇王”。刘老师一直把笔伸进矿里，甚至像矿工手中的煤钻一样是扎在煤矿深处的，渗透进矿工的心灵和我们的心灵。他认为自己用掘巷道的办法，向人情、人性和人的心灵深处掘进。他深深了解矿工，他们是特殊的一群农民，他们是农民的思想，沾有农民的习性，身上是有农民的文化。他们在很深的地层以下劳作，穿越黑暗、穿越死亡。

刘老师一直前进，最近他的长篇小说《红煤》出来了，这是文坛的一大收获，更是矿业文学的收获，有人说这是中国的《红与黑》。他现在是中国煤炭协会主席、北京作协副主席，一级作家，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

他认为作家都是善良的，恶人成不了作家。他认为人类的记忆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的记忆，是一个人的基本力量。如果这个人失去了记忆，就等于是个傻子，而一个民族的记忆更重要，民族记忆是民族的力量，善于保存记忆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一个民族的文学，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他认为不能不对灵魂多加关照。文学创作是一种回忆状态。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响器，他身上的响器就是作品。我从事矿产资源管理工作十多年了，对矿业有了一种天然的亲近，这也是我更喜欢读他的作品的原因。

三、导师抓阄

有两次吃饭很特别。一次是《十月》杂志请我们全体学员到东方红生态餐厅吃饭，还有《十月》的全体编辑，我们很幸福，认识了穿红花旗袍的姚文坛，周晓枫。对丁天的大话三国记忆犹新。另一个就是《中国作家》请吃饭，我勇敢地上台朗诵海子的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

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

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

告诉他们我的幸福

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

我将告诉每一个人

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

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

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

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

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

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我很喜欢这首诗，我对青岛也是熟悉的。我唱歌不行，很羞口，从小内向，只朗诵。在春分晚会上，我朗诵了康桥写的《鲁院您好》，她即兴写，我即兴背，一字不差，有同学说，都到这个年龄了，记忆力还这么好，给了我信心。参与，就是好的。我觉得没有人注意。有一天，一个高个子的中年人来找葛水平，葛水平向我介绍说，这是《中国作家》的杨志广主编。我们打招呼，他说，你就是那个朗诵诗的同学吧。我很吃惊，很高兴，他竟记得我，可是不久噩耗传来，杨志广编辑去世了，原来他早查出肺癌，一直在治疗。葛水平写了一篇怀念他的文章。

抓阄的事放在后半学期，鲁院把北京重要的杂志主编请来，郑重其事地开会。一位老师拿来一个漂亮的篮球大小的玻璃鱼缸，当然没有水，里面盛着花花绿绿的纸团，乍一看像小孩子叠的星星。他捧着鱼缸站到每一位杂志主编前，让他们抓，每人只能抓五个。都抓完了就念名字。李师东老师念到了我的名字，他还念到西门、小欧、周小影、冯小涓的名字。白描院长过来说，你怎么净找女弟子。他哈哈大笑。顾坚成了艾克拜尔的学生，毛竹成了王占君的学生，大家同导师吃饭交流，其中艾克拜尔的学生进步最快。

S.痛着的《婚姻危机》

《婚姻危机》是我的一个伤痛。本来我的《婚姻危机》和《牵手》是同一时期的情感作品，《牵手》随着电视剧的火爆一炮而红，而我的《婚姻危机》虽然有名家安武林的推荐，却不幸落入京城文化骗子之手，泥牛入海，销声匿迹。好处是地方报纸连载，搜狐网站连载使之存在于文学圈内。当时我怕出差错，还专门和那个叫高峰的编辑通电话，他口口声声说在作家出版社上班，还告诉我潍坊几个作者的书都是他编辑的，我和安武林深信不疑。十年后华艺出版社我的责编宋福江副总编重新给出版了《婚姻危机》，鲁院开了座谈会，范稳主持。

《文艺报》以“理解·尊重·和谐”为题，做了全面报道。

周习·自述

鲁迅文学院使我的创作有了新的开始。《婚姻危机》再版后，鲁院常务副院长白描为我题写书名。曾在鲁院学习过的作家徐坤评价说：“周习的小说，朴实坚韧，肌理绵实，带着扑面而来的生活的芬芳。”这些评论文章，除李星、郭艳和王冰老师，都是我们鲁院十一届高研班的同学所写。我会记得这些鼓励，为心灵、为女性、为社会而创作，一直用尼采的话勉励自己：在你立足之处深挖下去，就会有泉水涌出！

它是人性的历史，也是人性的未来

这是由一个青年女性所写的一部长篇婚姻爱情小说，理性力量的缺欠与对现实生活逻辑的忠诚、对女性生存和心理的深刻体验，反倒使它在表现了女性生动感人的命运的同时，有了更为丰富的社会人生内涵，也有了更多的解释的空间。

一个男人和两个及两个以上的女人，一个家庭和一个第三者，演绎出一段感情纠葛，导致一场悲欢离合，这个被古今中外许多文学作品都写过的家庭婚姻故事，同样是周习的《婚姻危机》的基本情节。这类故事反复地被叙述，不是因为作家、艺术家的无能，而是因为它确实是人类婚姻爱情现实的一种重要形式。它是人性的历史，也是人性的未来。所不同的只是不同时代、不同作家的不同叙述，以及由此而触发的关于男人与女人、婚姻与爱情的不同思考。

以19世纪末期列夫·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妮娜》为突出标志，文学对“第三者插足”这种现象采取了更为宽容、更富人情味的态度，单纯的道德评价让位于人性评价。既然原来的婚姻关系已经失去了爱的基础，那么它就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道德性；婚外恋如果是以爱情为基础的，那么它就是道德的，至少也具有了道德的可能。有意味的是，这个由俄国贵族提出来的家庭婚姻观，在一百年后改革开放的中国，却受到了普遍的质疑。我不认为这是历史和观念的倒退，而是以为它恰好说明了，家庭、婚姻、爱情无比的复杂性，已有的解释系统，包括文学作品所选择的情境模式、道德模式，都远远不能概括它的全部内涵。生活之树长青，而理论却是灰色的。这也是三角恋爱的小说永远有人写、永远有人读的根本原因。既然如此，我们也不应该奇怪1世纪初的文坛上，又多了一部《婚姻危机》。

比起托尔斯泰的经典、池莉们的现代、铁凝们的人性深度、林白们的女性立场，周习的《婚姻危机》似乎更像一个土里土气的丑小鸭。它的叙述与其说没有任何花招，倒不如说在作者有限的文学积累中根本没有任何新花招可以选择。朴素、细腻、温婉、从容的讲说，犹如一条在平原中流过的河流，沉静而缺少波澜。然而这里却有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感到更加贴切的生活，更加真实的女性心理和女性生存状态，有对于女性生存的炽热关怀和对婚姻家庭问题的亲切思考。

将故事背景放在城乡结合部，一个既有城市的眩霓又有乡村社会的封闭的小镇上，这自然是由作者的人生经历所决定的无奈，然而它却使这部作品有了自己独特的优势，它可以以都市作家少有的角度，透视出平民女性的生存状态和影响这种生存的社会文化心理。小镇或许会有对当代都市生活的东施效颦式的模仿，然而小镇男女们对爱情的追求却更加真实，少有都市男女的逢场作戏。赵庆国与水月的爱绝不是一见钟情，也不只是一时的性的愉悦，而是以结婚为目的。然而小镇的人们也有自己独特的社区文化和关于家庭婚姻的价值标准。不仅三叔、姨母、弟弟等将庆国与水月的爱视为“忘恩负义”，目之为“傍大款”，就连态度一度暧昧的庆国妈也遭到亲人和邻里的非议。庆国终于以愧疚的心情向淑秀认输，其原因是复杂的，但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确实是一个重要原因。爱情就像一张试纸，测出了小镇的世态人心，显出了小镇积淀深厚的传统意识的一角。就是庆国越来越浮出意识层面的自卑感、罪恶感、漂泊感，也是一种小农文化心理的必然暴露。

比起对形而上的解释系统的钟爱，《婚姻危机》显然更加关注对女性生存状态同自身感受的描写。因为理解水月在男权压迫下的不幸，它充分理解着水月与庆国可以说纯洁的爱；但同时，也因理解淑秀作为受害者的内心痛苦，它又将她处理得十分令人同情。淑秀是传统意义上的好妻子、好母亲、好媳妇，她的罪过好像就在于不漂亮，缺乏水月的气质和风情。她对丈夫的“背叛”之举，一不告二不闹，反复质问“为什么”以后，就是加倍地关心他，加倍地孝顺婆婆。她是向婆婆、庆国三叔、姨母求救过，然而这却不是如薛宝钗式的“心机”，而是出于弱势一方求助的本能。淑秀的不争之争更增加了人们对她的同情，也使她的形象几近于传统意义上的完美，从而也将庆国置于被审判的地位。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怀疑，作者对小镇文化在意识深处是否是认同的？《婚姻危机》的价值尺度是否是传统的、道德的、世俗的？

作者观念和意识中被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称之为“世界观的矛盾”的那个东西，也在庆国最后的选择中表现出来。促使庆国回心转意的原因，至少在他自己看来，与其说是对舆论的屈服，是淑秀不告不闹的“策略”的胜利，倒不如说是听命于自己心灵的感觉。第一个层次的不舒服来自于庆国被迫为水月和美容店职工下厨；第二个层次的失望是他第一次发现水月眼角的皱纹；第三个层次的发现，是明白了水月终究是个事业型的女人，他们的生活习惯是如此的不同，而更为严重的是庆国发现自己根本不爱水月的儿子……这些细节在作品中的迭次出现，自然天衣无缝地完成了对作品来说十分关键的情节转折，也使庆国这个小镇干部的形象更加真实而丰富，然而它却也导致了对于“爱情”这个崇高的心灵境界是否存在的怀疑。尤其是对男人们的看法：比起对于权力地位的执着，对于女色和金钱的贪欲，他们信誓旦旦的爱情原来是如此的不可信！这是一个天然的女权主义者的愤激，还是如张爱玲般透彻了人生的悲哀！

婚姻——爱情的矛盾，是人类生活中永远解不开的千古之谜，是文明人永远难以平衡的心灵的两端。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要指望从一本小说中找到一种最终也最完善的答案，其实真正的意义就在这一代又一代人的追求和思考的过程之中，它可以平复受害者的伤口，抹去受委屈者的不平，使人们——包括男人们和女人们，更理性地对待爱情、家庭、婚姻中的一切不幸和曲折。从而，我们也应更加珍惜女作家周习在《婚姻危机》中对这个问题的一些答案，包括她选择的艰难和情感世界中的矛盾。

这是一部在中国由封闭走向开放，由传统迈向现代的社会文化大背景下，从家庭婚姻的角度，透视中年男女，特别是劳动妇女真实的生存状态的小说。他们或许有过爱的追求、爱的浪漫，然而在强大的传统力量和巨大的文化情境压迫下，这爱终于成了他们人生的一次奢侈，这理想终于屈服于世俗的生活。

以丰富性反拨欲望化

《婚姻危机》是对当下婚姻某种现实的投射。这种现实性体现于对平凡女性的细腻解读，对婚姻伦理层面的观察，也因此对抗了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的对于女性的欲望化书写。

周习怀着一种善良的愿望，总是在文本中为笔下的女性寻找出路，《婚姻危机》中的女性都是平凡的女人，对婚姻生活怀着一种天真的向往，这种向往实际上仍然延续了上世纪80年代末一代人的淳朴与天真。这本书初版在90年代，恰是自90年代开始，对女性的欲望化写作一发不可收拾。人性极浅处，可以在食色性，人性极深处，也在食色性。与此同时，身体写作、下半身写作用一种叛逆的颠覆行为，让习惯了蔑视与鄙薄肉身的人，感到震惊与愤怒。人类沉重的肉身是赘疣，又是人之所以为人最实在的东西。肉身写作如果看成是人类无法承受肉身之时的宣泄，那么卫慧、棉棉、木子美等，实在只是表述了作为肉身的女体，而无法触及作为女性的女体。这是极端的女性经验，尚不是丰富的、普遍性的经验。由此，这种写作仅仅触及了人性的极浅处。在男性窥视癖、Se情患者满足的眼神中，女性在当代文学与文化中，仅仅是欲望化的符号。女性被女性自己误写，被男性误读。在男女两性的维度上，男人在某种程度上被一部分女性欺骗了，而在更大的程度上，大多数女性则被自己的同性出卖了。所以，在这一点上，《婚姻危机》恰恰丰富了对于女性、婚姻、家庭描述的视角。女性的欲望化特征仅仅是女性特征的一部分，女性在婚姻家庭中更多承载了关于责任、义务、情感乃至伦理的诸多意义。

在这一点上，我们还有必要认识到，女孩成长为女人并非是***的破碎，也并非是熟谙男女之事，更不是有了生育的经历就成了一个成熟的女性，而恰恰是在这一系列的成熟事件中，女孩体验到了作为女性的苦难与责任，作为被男性社会规定了母亲、妻子、女儿角色的女性身份的尴尬、进退维谷与屈辱压抑，当她理解了这一切，她便成为一个真正的女人，否则，她永远只能做男权社会所定义的女人的角色。于是，需经常思考的问题是：做安娜还是做刘慧芳？安娜在经历了灵肉的激扬之后，选择了自杀。刘慧芳在默默忍受了一切之后，善良获得了应有的回报。女人同男人一样，也在理智与情感的矛盾中挣扎，很难理清头绪。但是，有一点可以把握得住：这两个女性都是有代表性的（当然刘慧芳更多的意义在于一种类型），无论是激昂的反叛，还是默默的容忍，她们都是典型的女人。至于选择做哪一种女人，可能仅仅和每个女性个人的气质、性格、教养与生存的土壤有关系。

《婚姻危机》中的女性精神意义空间有待进一步探讨，同时，它对婚姻的伦理意义不惜笔墨，值得仔细体会。在当下的文本叙述中，很难看到对于家庭伦理意义的摹写，正如在当下的故事中很少见到景物描写一样。实际上，在当下中国社会文化语境中，婚姻绝不是两个人的婚姻（虽然我们非常期待两个人的婚姻），而是两个家族乃至两种文化的沟通与交融，身在其中的男人和女人不再是单纯的男人和女人，我们的文本可能更多地从两性情感的角度去叙述爱情故事，而没有深入到婚姻肌理的内部，细致摹写婚姻中错综复杂的伦理文化与价值观念的冲突，而在当下的中国语境中，这仍然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维度，也是一个很有价值的视角。

和解：一种可贵的态度（未完待续）